我司李俊峰副教授与孔德鹏共同合作论文《论碳排放强度与经济增长——以京津冀地区为中心的考察》发表于《文史哲》2012年第六期。

1988年建立的IPCC(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在其2006年的第四次综合报告中指出，要减少全球变暖所带来的影响，必须尽早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这敲响了经济发展的警钟，对各国政府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政策，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有一定的指导和促进作用。随着《京都议定书》在2005年正式成为国际性公约，各国逐步开始了降低碳排放的进程。从低碳经济建设方面来看，最显著的发展莫过于国际碳金融体系已初现雏形，并且“以碳治理为基础、碳交易为核心、碳服务为粘合剂、碳货币为制高点”。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温室气体排放量也急剧上升，预计2025年前后，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而作为京都议定书的签约国，中国的节能减排工作任重而道远：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以煤炭为主，经济增长过于依赖第二产业，这些都大致我国的能源效率较低。这要求中国推动能源结构多样化，提高能源效率，以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同时考虑到中国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各地发展各具特色，因而探索区域性的因地制宜减排方式，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

文章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及简单的面板数据模型，讨论1990-2008年间，京津冀地区的产业结构、最终消费与资本形成、对外开放程度以及技术因素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并量化对比各因素的贡献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从文章结果可以发现，外资引进、城镇化的扩张、我国处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阶段以及第二产业产值比重过大，增加了节能减排工作的难度。就目前的政策方面而言，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控制以及进一步改革开放，促进两个市场的综合有效利用，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大力推动产业优化升级，调整经济发展结构，转变生产生活方式，将成为我国节能减排工作的着力点和创新点。

从数据来看，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电力、煤气、水的生产和供应行业应该特别注意能源转化效率。从回归结果来看，北京地区的外资引进并没有推动节能减排工作，而政府支出比重的增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升，以及第三产业中交通仓储物流等比重的增加，对碳排放强度起到了一定的抑制和消除效应。在河北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对于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显著，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仍然与碳排放强度步调一致，城市化发展的贡献可能最大，这主要与河北省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结构有关。天津市情况比较特殊，尤其是滨海新区的发展以及市郊地区并入等因素，使得城市化水平对碳排放强度的贡献尤为强烈，可能基本掩盖了其他因素的作用。从面板数据来看，固定资产建设、进出口的比值、人均 ＧＤＰ 的提高、第三产业的发展，都对碳排放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城市城镇化的扩张、外资大量引进以及第二产业产值居高不下和碳排放强度呈正向关系。其中，城市化最为明显。

综上可以看出，不同城市因地制宜开展节能减排工作，也是政策制定时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城市发展的阶段、水平以及城市的资源禀赋和内部结构不一，都要求在未来的节能减排和低碳生活中，设置一定的目标函数，而不仅仅是盲目追求各项经济指标。

当前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加低碳经济可能在未来很长时期内成为新经济增长的契机以碳排放强度为代表的低碳建设应该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低碳经济是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重大体现，是经济增长方式、质量和效率得以兼顾的一大通道。